ZZ/中美大学排行指标的比较——基于网大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比较

伴随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大学的角色发生了根本变化。计划经济时代为培养少数精英而设计的大学教育已经大众化了，随着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增强，大学已经感受到了市场的冲击，成为担负双重角色的机构：既是政府投资的使用者和经营者，又是高等教育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因此，大学教育的质量以及大学的评价问题成为近来高等教育学术争论的热点问题，其中，大学排行更是热点中的焦点。

大学排行始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它于1983年率先推出每两年一次的针对本科院校的大学排行，1987年后，改为每年一次并开始面向研究生教育。[1]自此，大学排行成为美国家庭、学校和企业雇主关注的焦点，成为各方选择学校和学生的重要参考。中国自1987年至今，先后有17家单位和个人发布大学排行，其中，网大（www.netbig.com）推出的大学排行榜备受关注。然而由于我国大学排行指标的不成熟，排行结果备受争议。

实际上，指标体系是任何排行的核心内容，它是整个评估目标具体可操作化的行为指南[2]，因此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便成为大学排行的关键。尽管中美两国在社会性质、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着根本差异，但是在管理、监督和评价大学方面仍有相通之处。因此，研究我国大学排行指标存在的问题，并比较中美两国在大学排行指标方面的异同对我国构建科学、公正、客观的大学排行指标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中美大学排行指标的相同点

1、中美大学排行的指标都由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构成。投入指标反映了一所大学为实现其基本职能而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产出指标反映了一所大学在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及服务社会等方面的成果。在表1中，学术声誉、新生录取标准、师资力量、财政资源等反映了学生、师资、财政和其他一些用于教学的资源的质量，占到总比重的45％；而学生保有率、校友赞助和毕业率履行状况等指标则反映了教学水平和学生个人素质的提高状况。网大排行指标体系中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比例相当，学生情况、教师资源、物质资源等41％的资源用于衡量高校在投入方面的状况；而学术声誉、学术资源和学术成果等则用于放映高校的产出状况。

2、中美大学排行指标体现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的统一。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指标体系中，除了学术声誉为定性指标外，其余权重占75％的指标都是定量指标。网大的排行指标体系中15％的声誉状况是对大学定性的评价，其余85％的指标都是可量化的指标。

表1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3]

排行分类   指标		全国性大学和全国性文科大学		地区性大学和地 区性文科大学
		权重Ⅱ	权重Ⅰ	权重Ⅱ	权重Ⅰ
学术声誉	学术声誉	100％	25％	100％	25％
新生录取标准	录取率	15％	15％	15％	15％
	报到率	10％		10％
	在原中学班级中前10％的新生比例	35％		0％
	在原中学班级中前25％的新生比例	0％		35％
	SAT/ACT成绩	40％		40％
师资力量	教师平均补助费用	35％	20％	35％	20％
	获得最高学位的教师比例	15％		15％
	全职教师比例	5％		5％
	生/师比	5％		5％
	少于20人的班级比例	30％		30％
	多于50人的班级比例	10％		10％
学生保有率	毕业率	80％	20％	80％	20％
	新生保有率	20％		20％
财政资源	生均教育费用	100％	10％	100％	10％
校友赞助	校友赞助率	100％	5％	100％	5％
毕业率履行状况	毕业率履行状况	100％	5％	0％	0％

资料来源：王战军，瞿斌．美国、英国大学排行及特点．科研管理，2001．（5）：51．

      二、中美大学排行指标的差异

中美大学排行的指标中既有相同指标，也有不同指标，即使在相同的指标中也存在差异。

1、“声誉状况”指标的差异。除了权重不同（美国为25％；中国为15％）之外，衡量学校声誉状况的因素也不完全相同。美国主要依据学校对教学的重视程度来评分，网大的调查则建议专家们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中的一项或多项：① 2004年以来，该校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表现；② 2004年以来，报考该校的高中毕业生的质量，即该校在中学生中的号召力；③ 2004年以来，该校毕业生工作成绩和表现。

令人疑惑的是，声誉调查中已经建议专家们考虑了学术成果这一因素，在指标体系中又列出了占总指标比重达22％的学术成果这一指标。这是否有指标重复的嫌疑？

表2、2005年网大中国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6]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声誉	15％	两院院士、知名学者、专家、大学校长和中学校长调查结果	15.0
学术资源	20％	博士点（每千名学生拥有量）	4.4％
		硕士点（每千名学生拥有量）	2.4％
		国家重点学科（每千名学生拥有量）	4.6％
		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每千名学生拥有量）	4.2％
		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每千名学生拥有量）	4.4％
学术成果（人均和总量）	22％	SCI	8.1％
		EI	5.5％
		SSCI	6.2％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CSSCI	2.2％
学生情况	12％	录取新生质量（高考成绩）	5.9％
		研究生在全校学生中所占的比例	6.1％
教师资源	19％	教师中副教授以上人员的比例	8.0％
		两院院士人数	5.0％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人数	4.0％
		师生比（专任教师数/学生人数）	2.0％
物质资源	12％	科研经费总量及专任教师和科研机构人员人均科研经费	6.0％
		图书总量及生均图书量	3.0％
		校舍建筑面积及生均面积	3.0％

资料来源：http://www.netbig.com/

2、“学生情况”指标的差异。学生是学校最大的人口群，也是教育的最大消费者。美国大学排行指标中45％的指标是衡量学生情况的，包括三个一级指标：新生录取标准、学生保有率和毕业率履行状况，还有一个二级指标是用来衡量学生所受教育的优劣的：生均教育支出。网大的指标体系中衡量学生情况的指标只有一个一级指标：学生情况，权重为12％。除了权重差别如此之大之外，其表示的内容也不同。美国主要依据本科生的情况对大学的学生情况进行评价的，网大在唯一的一个衡量学生情况的指标下列出两个二级指标：录取新生质量和研究生在全校学生中的比例。

3、“师资力量”指标的差异。两国相比，美国在衡量师资力量的指标上划分比较细致，除了学位、生师比与网大相同之外，还考察了教师的平均补助费、全职教师比例和不同容量的班级比例。网大的指标中除了两项相同的二级指标外还有两院院士人数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人数，具有中国特色。

此外,在指标整体布局上,美国大学的排行指标动静结合，产出指标中的学生毕业率中既考虑6年的毕业率，也考虑预测毕业率与实际毕业率之间的差别，用于考察学校在几年间教学方面的成就。中国网大的大学排行指标中则没有体现出动态指标的成分。

      三、各国大学排行特有的指标

     1、美国大学排行指标中特有的指标

学生保有率：《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指标中，有一项二级权重为20％的“学生保有率”指标，而网大的大学排行中则没有这项指标。这是因为：对学生来讲，第一年是最困难的一年，退学率往往是大学4年中最高的。而且美国大学生拥有转校、转系的自由，每年的学生数量都具有不确定性。一所大学的学生保有率高，则表明该所大学教学质量得到学生的认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的意愿。

校友赞助：这项指标的权重为5％，主要是指最近两年来有多少校友为本校捐款。如果捐款的人多，间接地表明了校友对母校工作的满意程度。考虑到指标体系的公正性，《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采用了捐款人数而不是捐款总额来评价大学，是由于捐款总额不仅仅取决于校友对母校工作的满意程度，还取决于校友的富裕程度和个人收入等多种因素。

毕业率履行状况：这是一个动态指标，用来指预测的毕业率和实际达到的毕业率之间的差别。如果一所大学的实际毕业率高于预测的毕业率，就表明这所学校在教学方面有所成就。其中，预测的毕业率是以新生入学考试的平均分数和学生人均费用为基础的。

      2、中国网大排行指标中特有的指标

学术资源：这项指标权重为20％，是网大的指标体系中权重比较高的一项指标，主要涉及每千名学生拥有的硕士点、博士点、国家重点学科等。

学术成果：这项指标主要反映一所大学在科研方面的工作成果，发表在SCI、EI、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CSSCI等杂志上的论文的数量。

这两项指标从侧面反映了一所大学的学术水平，但是硕士点和博士点等的数量并不仅仅与一所大学的科研水平有关，与大学的规模、大学发展的政策导向及学术评价的环境也密切相关。

比较两国的大学排行指标可以发现，美国的大学评价重视教学质量，中国的大学评价重视科研成果。表1、表2清晰地体现了这种倾向：在表1中，25％的学术声誉指标是根据对教学的重视程度衡量的，45％的学生指标重点反映了本科生的状况，本科生中专心科研的比例相对较少；在网大的指标体系（表2）中，可以看出科研导向明显：20％的学术资源指标考察的硕士点、博士点、国家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及重点研究基地的数量，22％的学术成果指标考察的是发表在SCI、EI、SSCI和CSSCI上的论文数，二级指标中考察了6.1％的研究生比例和6.0％的科研经费。总体来说，考察科研的指标权重占到了54.1％。

      四、中美大学排行指标差异出现的原因分析

      （一）两国高等教育发展程度不同

20世纪60～70年代是美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型向普及型阶段的转变时期[4]。到目前为止，高等教育的运行面临比较成熟的需求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科技市场。其中，需求市场决定着学校的经费来源，直接关系到大学经费的来源和数量，关系到大学的生存和发展。该市场的主体是学生，他们作为教育消费者，对大学、对转业拥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大学的生存取决于能否满足教育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和需求变化。资本市场上的资金能否加盟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取决于大学的社会声望。劳动力市场决定着大学毕业生资源的配置，决定着大学师资资源的流向，对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专业学科调整、乃至办学目标、方向定位都起着导向作用。科技市场通过调节大学科技服务产品的供求变化，决定着大学科研及科技开发经费的多寡，进而影响大学的运行。由此可见，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较成熟，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买方市场”，其运行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的调节，依靠市场机制分配高等教育这种稀缺资源。

我国在2005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19％[①]，实现了“量”上的大众化。高等教育处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中，但很大程度上还处于“卖方市场”阶段。多数情况下，是学校在选择学生，学生很少有选择学校的机会（少数特别优秀的学生除外），这基本与国外“精英教育”阶段的特征类似。同样，我国的高等教育也面临着需求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科技市场，但与美国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市场还处在起步阶段，很不成熟，大学发展的政策导向占主导地位。

      （二）两国高等教育评价机制不同

政府、市场、中间机构作为社会力量的三极，共同引导社会的健康发展。美国大学排名主要依据市场机制的作用，中国大学排名主要是政府影响的结果。纵然是社会的中间机构做出的大学排名，由于其自身发展的不完善和自身力量的弱小，其排名指标体系受政府政策导向的影响较大。

市场竞争残酷的外表下仍然潜藏着普遍前提，即市场以交换为特征，交换双方都必须有利益才能成交。美国成熟的市场体制孕育了成熟的竞争机制，并且已经渗透到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高等教育领域也不例外。

我国长期集权型的政权结构使社会的其他两极力量相对弱小，不足以单独承担社会所赋予的责任。而我国的政府处于三极中权力最大的一极，不仅影响着经济、政治生活领域，也影响这高等教育消费领域。相对处于弱视地位的市场和中间机构在能力不足的状况下，只能依靠政府的强制力来实现其目的。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价格较高，竞争激烈。因此，在各高校之间，争夺资源成为各高校的重要任务。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政府拨款占到高校总经费的多半，取得政府的支持，便意味着获得了更多的经费资助。因此，各高校把获得政府的支持和资助作为工作的重点不足为怪。在很大程度上，大学成为政府投资的经营者，其工作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质。这清晰地反映在网大的中国大学排名指标体系中。

      （三）大学排行理念的差异

大学排行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其价值选择的基础不同，大学排行指标也会不同。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大学排行与其他高等教育评价不同之处就在于其评价的主体是“社会”，因而社会需求是建立评价体系的价值基础。

在美国，大学排行评价必须从社会需要出发，在此基础上构建大学排行的评价体系，努力为社会提供可靠的、又具有实际意义的信息。学生、家长和社会用人单位作为高等教育的消费群体，对大学教育的直接“产品”——人才的质量更为重视，高等教育中体现人才培养质量最主要的指标就在于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做的大学排行中，有45％的学生指标重点反映了本科生的受教育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的评价理念，即以社会的需要为基础对大学进行评价。

在我国，多数大学评价忽略社会需要，更多地从自己对大学质量的认识出发，将评价主体作为价值主体，违背了社会评价的基本原则。[5]在大学排行过程中，大学作为价值主体，是接受评价的一方，学生、家长、社会用人单位等作为高等教育的消费群体，是大学排行活动的评价主体之一。大学排行在满足其他主体需要的同时[②]，也要满足消费群体的需要。这样，才能构建出公正、不失偏颇的评价指标体系。

另外，在我国，大学在法律上具备法人资格，然而实际上却不具有完全的法人资格。法人资格应该具备的条件有：1、依法建立的；2、独立的名称、机构和组织；3、有独立的财产和经费；4、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我国《高等教育法》第38条规定，高等学校依法自主使用举办者提供的财产，这说明高等学校并没有独立的财产，因此不可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发生重大的财政危机，最后收拾局面的还是政府，不可能是大学。由于大学本身只具备经营权，因此，大学的发展并不取决于市场竞争的作用，而是取决于政府的力量。因此，中国大学的排行榜实际上只是大学受政府支持的排行榜，与消费者所期待的排行榜有相当大的差距。

总之，大学排行作为一种大学评价活动，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然而，排行指标体系的构建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为大学的发展提供科学的导向，否则不仅不能为消费者（学生和家长）提供科学的参考，而且也不利于大学自身的发展，不利于政府对大学的调控，不利于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